李登輝演講:中美日多樣教育影響我的人生觀
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今天在日本秋田的國際教養大學發表演講指出,他的生涯中,先後接受了日本、中華民國、美國等多樣的教育,加上家庭情形及個人因素,強烈影響到他往後的人生觀;尤其是接受日本教育,更使他獲得救贖生命與靈魂的基本想法。
正在日本訪問的李登輝下午以日文發表的這一場演講,題目為「日本的教育與台灣–我走過來的路」。這場演講是李登輝在日本的第二場公開演講,四百名左右的聽?中,大多是國際教養大學的師生。
五月三十日抵日預定訪問十一天的李登輝,強調他此行是一趟文化學術之旅。
他在演講中,首先感謝國際教養大學校長中嶋嶺雄邀請他做這場特別演講。
演講中,他特別為他曾說過「生為台灣人的悲哀」這句話做出說明:一九九四年時,他與日本的歷史作家司馬遼太郎兩人舉行了一場對談,曾談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所謂的悲哀就是,擁有四百年以上歷史的台灣的人民,既沒有自己的政府,連要為國盡力也不可。
他表示,生於一九二三年的他,今年滿八十四歲,不可否認地,他一方面擁有著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另一方面也擁有外國人士無法體驗的其他經驗,那就是在他的生涯中,接受了多種多樣的教育。
他說:「我到二十二歲為止,所接受的是徹底的日本基本教育;之後,戰後四年間我接受中華民國的大學教育與四年的留學美國的教育。中華民國的四年大學教育,是日本教授所教導的日本教育的延伸。」
他認為,若沒接受日本、中華民國、美國等多樣的教育,尤其是沒接受日本教育的話,他就無法獲得救贖生命與靈魂的基本想法。
他說,台灣雖是日本這個國家的殖民地,但因實施與日本內地同樣的教育,因此得以建立非常近代化的文明社會。例如,一八九五年四月台灣總督府成立,但當年的七月在現在的士林就開辦了「國語學校」,這種從教育開始著手的殖民統治,在世界上可能無他例。
他又說,台灣從日本引進新教育,台灣人透過就讀公學校(小學),學到新知,吸收數學、歷史、地理、社會、物理、音樂等,才得以漸漸地從傳統的儒家、科舉的束縛中掙脫,而且也瞭解到世界的新知及思潮,培養近代的國民意識。
他表示,一九二五年,舊制高校之一的台北高等學校成立,台北帝國大學於一九二八年創立,台灣人也獲得進大學的機會。當時,有人進入台北帝國大學,也有人直接到日本讀大學。
他說,這樣的菁英教育機構在設置以前,已有多所醫學校、農業專門學校、商業、工業的職業學校快速地設立。透過教育,近代觀念導入台灣之後,也慢慢地培育出守時、守法、懂得金融貨幣、衛生、新的經營觀念等的新台灣人。
李登輝表示,在近代社會中的近代化觀念影響之下,台灣人因為接受到新的教育,也慢慢地學習到世界的新思潮與新觀念。
他指出,一九二零年左右,台灣人受到西方新思潮的影響,成立各種各樣的社會團體,議會民主、政黨政治、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地方自治、選舉、自決獨立等各種主張出爐,要求「日本應該給台灣人理所當然的權利」;此外,作為民主化的要求,台灣人在一九二三年首度成立「文化協會」。
李登輝說:「這一年,我誕生於目前的台北縣淡水的三芝。我想,日本的教育給予我的影響,就在誠如台灣的上述的環境下,具有相當大的時代意義。」接著,他談到他的思想成形過程。他表示,除了長期接受日本教育之外,家庭的情形及個人的因素,也強烈影響到他往後的人生觀、哲學思考、日本人觀等。
他表示,由於他比較內向、孤單,在激烈的自我意識的覺醒之餘,他內心常自問自答:「人是什麼?」、「我是誰?」或者「人生應該如何?」等問題。
在提及日本的教育時,李登輝說:「對於當時年輕的我,再也沒有像日本的教育、人文素養體系那般可以讓我接觸到古今東西的先哲的書籍、言語等機會。」他回憶道,他當時熱中坐禪,也透過岩波文庫等,接觸到東洋、西洋的各種文學、哲學等知識;當時的日本有重視人文素養的教育環境,備妥了可讓人做深入思索的場所。
李登輝表示,他所寫的書籍當中,現在在日本最受到關心的應該是「武士道解題」,聽說蠻暢銷的。這是他針對新渡戶稻造先生於一九零零年以英文出版的「武士道–日本的精神」所做的解題。
演講會上,李登輝也提到鈴木大拙的「禪與日本文化」等的著作對他有很大的助益。鈴木繼承臨濟禪師的流派,將東洋哲學首先介紹給歐美。他認為,日本文化與禪思想有極深關連的部分。另一位對他有影響的就是明治時期的哲學家西田幾多郎。
李登輝說,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歐美的學問、藝術滔滔湧入,這是新的日本文化開始根本的變革與前進的時期。西田不僅介紹歐美的現代哲學而已,還去蕪存菁化為己物,將此與日本精神史與日本民族精神、宗教上的生活核心的佛教、儒教精髓融合,創出獨自的哲學,並將此向世界宣揚。西田的「善的研究」探討純粹經驗、場所的理論給予他極深感受。
他說,文學家夏目漱石在明治四十四年左右,從倫敦返國之後,以「我的個人主義」為中心的創作漸漸地變成「則天去私」的過程,這樣的精神轉換對他影響甚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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